作者：释宝唱　年代：南朝梁代　□解读：韩焕忠

　　南朝梁代高僧释宝唱所撰《比丘尼传》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比丘尼传。
　　释宝唱，俗姓岑氏，吴郡（即今苏州）人，生于宋废帝永光元年（465），卒于梁武帝大同年间（535-546）。宝唱早年丧母，以耕种几亩薄田、为人抄书为生，18岁时依高僧释僧祐出家，在学习佛教经律的同时，又从处士顾道旷、吕僧智等学习经史、《庄子》、《周易》等典籍。30岁时父亲亡故，他在处理完丧事后，外出听讲经论五年，值齐末之乱，遂避往闽越，至梁武帝天监四年（502）始还建康，被任命为新安寺主，自此奉诏参与或主持了许多佛教经典的整理与编纂。在宝唱为数众多的撰述中，以《比丘尼传》最为著名，该书始于东晋穆帝升平年间（357-361）入灭的竹林寺净捡尼，终于南朝梁武帝天监十五年（516）圆寂的山阴招明寺释法宣尼，记述了晋、宋、齐、梁四代一百五六十年间六十五位比丘尼的生平事迹。
　　《比丘尼传》揭示了古代妇女出家为尼的原因。汉末以来，干戈扰攘，杌陧不安，民众生活困窘，在这种情况下，妇女遭受的困苦尤为严重。如竹林寺净捡尼虽出身官宦之家，但因“早寡家贫”，不得不“常为贵游子女教授琴书”，后来她“闻法信乐”，出家为尼。司州令宗尼“家遇丧乱，为虏所驱”，在佛教信念的支持之下，她历尽艰辛，逃归故里，抱着虔敬的感恩之心出家为尼。古代妇女在婚姻上毫无自由可言，为了逃避不幸的婚姻，有些妇女选择了出家为尼。如延兴寺僧基尼为了反对母亲安排的婚姻，“即便绝粮，水浆不下”，以生命为赌注，最终才获得出家为尼的机缘。弘农北岳妙相尼十五岁时嫁给太子舍人北地皇甫达为妻，“达居丧失礼，相恶之，告求离绝，因请出家”，由此摆脱了情感不和的婚姻。有些妇女受家族世代奉佛氛围的感染，最终走上了出家为尼的人生道路。如永安寺僧端尼“门世奉佛，姊妹笃信”，于是她自幼“誓愿出家，不当聘彩”。崇圣寺僧敬尼父母奉事佛教，她尚在母胎时就被父母指腹许诺出家。可以说，尼寺为这些出家的女性提供了必要的生活保障。
　　《比丘尼传》展现了中国古代比丘尼的真实修行。中土盛行大乘佛教，佛教徒奉行菩萨道，古代的比丘尼们在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等六度万行中都有非常卓越的表现。如司州令宗尼看到，“百姓遇疾，贫困者众，宗倾资赈给，告乞人间，不避阻远，随宜瞻恤，蒙赖甚多，忍饥勤苦，形容枯悴”，广行布施，为缓解民众的贫困不遗余力。景福寺慧果尼“常行苦节，不衣绵纩，笃好毘尼，戒行清白，道俗钦羡，风誉远闻”，以持戒严格赢得了世人的尊重。华严寺妙智尼不仅“执持禁戒，如护明珠”，而且“心勤忍辱，与物无忤，虽有毁恼，必以和颜”，体现了出家人的宽广胸怀。法音寺净珪尼“遗身忘味，常自枯槁，其精进总持，为世法则”，在修行中体现了长久坚持不懈的毅力。广陵僧果尼“戒行坚明，禅观清白，每至入定，辄移昏晓，绵神净境，形若枯木”，足见其禅定功深。普贤寺净晖尼“精思研求，究大乘之奥，十腊之后，便为宗匠”，其精通佛法，智慧超群，甚至令当世帝王动容。古代妇女地位低下，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出家学道为她们接受教育、展现才能提供了机遇。
　　《比丘尼传》对于当时儒道佛三教的关系也有所反映。西汉以降，儒学渐成官学，汉末以来虽因军阀混战与玄学的兴起、佛道教的盛行而有所衰落，但仍是推行国家政令的观念依据，维系社会风俗的思想基础，佛教界由此形成了一种依附儒家而排斥道教的倾向。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这种复杂关系在比丘尼的修行和生活中也有体现。如梁郡筑戈村寺释慧木尼，“木母老病，口内无齿，木嚼脯饴母，为口不净，不受大戒，白衣精勤，忏悔自业。”为了孝养自己的母亲，一个出家人放弃了受具足戒的机会，宁愿以白衣身份精进修行，显然这是佛教戒律对儒家孝道适应和妥协的结果。该书提到，东晋司州太守杜霸由于笃信道教，就下令考核辖区内的僧尼，淘汰其中的不合格者，实则为寻机迫害佛教。当地出家僧尼，特别是年纪较轻的，都躲藏起来，只有司州西寺的智贤尼接受了考核。在当众面试无法难倒这位比丘尼的情况下，“霸密挟邪心，逼贤独住。贤识其意，誓不毁戒法，不苟存身命，抗言拒之。霸怒，以刀斫贤二十余疮，闷绝躄地，霸去乃甦。”宝唱叙述此事是为了证明智贤尼出家修道的坚贞不屈，我们于此却可以看出佛道二教斗争的激烈和残酷。
　　《比丘尼传》撰成后，历代大藏经皆有收录，常见的有《碛砂藏》《普慧藏》《洪武南藏》《永乐北藏》《嘉兴藏》《乾隆藏》《频伽藏》《大正藏》以及《中华大藏经》等藏经本。此外，金陵刻经处有单行本，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出版了《比丘尼传校注》。

原著：《比丘尼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