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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最后一位才女张充和在北大
王荣先( 北京晚报.2017/4/19 )
[标签] 吴地才女;民国闺秀;民国才女;合肥四姐妹;书法;北京大学;张充和;昆曲家;胡适

  ■王荣先

  提起张充和,不少人会想起“民国最后一位才女”这个称号。虽然她已于2015年在102岁高龄时逝世,但回忆她的文章仍不时见诸报端。而笔者最近在北大查阅到张充和当年的一些档案,对她在北大求学时的一些情况有了一些了解。

  1934年9月,以国文满分、数学零分考取北京大学试读生的张充和,开始了在文学院国文系的求学生活。当时的人们没有想到,这位私塾出身的聪慧女子,后来成为陈寅恪、胡适之、张大千等一代大家的同时代好友兼诗友,在戏曲、书法和诗词上都有很深的造诣。

  当时她还没搬进北大女生宿舍,而是借住在三姐张兆和(沈从文之妻)位于西城达子营胡同28号一套简陋的院落中。每天清晨,她戴个小红帽,脚踏自行车,飞跨位于北海与中南海之间的那座桥,经过故宫博物院、景山公园,来到沙滩路红楼文学院上课。这条路线她早已熟稔,自1933年到北平,她曾每天至北大旁听一些课程。两年多后,回忆起这段唯美、梦幻的跑堂生之路,她写道:“自行车行过北海桥,一清早迎着太阳,晚上行过北海桥又是迎着太阳,北方的老晴天是个个都透明,爽直,找不出一点曲折处使人忧郁。那条路是一条平坦的柏油大路,从炎炎的烈日直到满地的冰雪,每天走过那路总是红墙、黄瓦,若是下了次雪,黄色琉璃就变为白琉璃了。冬天的北方最干净的时候,很少有风沙吹迷你的眼睛。我一手提着书包袋,一手把住车把,天天走那样美丽的路。帝王的宫殿,金碧朱红映着斜晖,映着水。那时离开家,离开姊妹与朋友,成天看书,成天听讲,别人看我生活得很寂寞,很无聊,我自己却把生活过得又骄傲又有趣,避去许多无味的酬应,一切都是随心所欲,自由得像一只小鸟儿,轻快得像条游鱼。”

  可惜,这样的日子在次年仲春,因骑车时出了事故,就戛然而止。入院检查后,却查出她患有严重的肺病,不得不休学调养。而好转以后,她也没再回来。现存在北大档案馆的三份卷宗里的有关信息记载,张充和当年用的是“张旋”这个名字,别号为“充和”,年龄为19岁,籍贯是宁夏中卫,后由试读改为旁听。

  虽然在北大的时间并不长,但北大的胡适、钱穆、闻一多等众多名师对她影响深远,使张充和的国学基础更为扎实。张充和的一生也以弘扬国学为己任,她在哈佛、耶鲁等20多所大学执教,传授书法和昆曲,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默默地耕耘了一生。

  1

  档案记载的假身份

  我们现在有了比较多的准确材料,知道北大现存的档案中对张充和的记载有好几处错误。比如,张充和生于1913年5月,入学北大当时为21岁,并非19岁。她也和宁夏毫无关系,那不过是她的大弟张宗和托朋友给她伪造的一份中学学历。姓名“张旋”是临考时现起的,“充和”才是她的真名,而非别号。

  张充和祖籍合肥,1913年5月17日出生于上海,曾祖是曾任两广总督的晚清名臣张树声,父亲是思想开明的教育家张武龄,她与三个姐姐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出身名门、兰心蕙质。张充和在10岁时随一代宗师吴昌硕之高足朱谟钦习古文和书法,17岁起跟昆曲世家出身的名角沈传芷、张传芳等学昆曲,又跟着“江南笛王”李荣忻学吹笛。虽然她的国学功底非常扎实,但数学却极差,因此在报考北大时用了假名。不过,在校时,人们了解真相前,是叫她“张旋”的。比如,胡适就给她打官腔,吓唬她说:“张旋,你的算学不大好!要好好补!”直到离开学校后,胡适才知道她的真名及与沈从文、张兆和的关系。但这样一来,可把不了解其中曲折的人们搞糊涂了。以致人们传来传去,有的以为她叫“张玄”,比如抗战时与她在重庆北碚作邻居多年的“江南才子”卢前,还附会一番称,“‘张玄’,就是‘张黑女’,她也许因为皮肤有一些黑,所以袭了黑女之名”;有的以为她曾名“张仲和”,比如郑天挺、吴宓就在日记中这样写。大概人们把她与同善于唱昆曲的大弟张宗和弄混了。

  这份档案最大的价值在于提供了张充和因病休学的具体时间。此前的相关文章中,有的说是1936年初,有的又说1935年读大二时,但休学时间应据患病时间推定。据1935年她写于卧病香山时的一组词推测,她患病时间,至少在当年暮春。档案说她“二十四年四月:改旁听”,除非她学业极差,才从试读生被降为旁听生(是否存在这一制度暂且不论,即使学业真差,即上学期好多科考试成绩相当糟糕,那也是新学期开始就决定的,似不应等到期中)。那么,结合她骑车发生事故及后来查出患病一事,可以猜测她是因病改“旁听”,实际即休学,时为1935年4月。

  有关张充和在校的这段时间(加上旁听那段时间)的听课受教情况,没有一份比较完整的记录,只能从她的零散回忆、文字碎片,她日后的行迹,当年国文系课程表,当时在校其他师生所留记录中,连缀出一个近似的张充和课堂学习情况。

  2

  胡适讲课深入浅出

  晚年的张充和记得,她听过国文系主任胡适的文学史和哲学史课程。在1934年,对胡适来说,讲授中国哲学史驾轻就熟,但中国文学史却是个具有挑战性的开始。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今年开始讲授‘中国文学史概要’,是我第一次‘改行’,虽然吃力,颇感觉兴趣。有许多问题,向来不注意的,此时经过一番研究,都呈现新的意义。大概我的文学史是可以写的了。”他的中国文学史,实乃白话文学史。作为以“白话运动”而爆红的大人物,他高扬“白话文学”的大旗,从被庙堂之上、高人雅士把持的“僵化了的死文学”所遮掩的中国数千年文学中,煞费苦心,刻意搜求,整理出一部“由民间兴起的生动的活文学”组成的白话文学史。对此,赞成者如鲁迅,誉其为“警辟之至,大快人也”,反感者如钱钟书,讽刺其为“仿佛野孩子认父母,暴发户造家谱,或封建皇朝的大官僚诰赠三代祖宗”。

  不管如何,经胡适的处理,复杂纷繁几千年的文学现象被赋予某种所谓的条理,变成线性发展,容易理解,方便记忆,加之胡适高超的口才,引来经久不息的叫好。对于胡适的讲授,张充和点评道:“他讲得不错的,深入浅出。”这一感受,可引当时在校的大四学长张中行的回忆作为印证。张中行在《胡博士》一文写道:“现在回想,同学们所以爱听,主要还不是内容新颖深刻,而是话讲得漂亮,不只是不催眠,而且使发困的人不想睡。”岂止如此,据另一位回忆者朱海涛回忆,胡适所讲的文学史,“是一门极叫座的课。他讲《诗经》,讲诸子,讲《楚辞》,讲汉晋古诗,都用现代的话来说明,逸趣横生,常常弄到哄堂大笑”。学长严薇青还补充道:“他上课不发讲义,自己也没有讲稿。每次上课都是抱一大摞书,讲到需要引书的地方,就打开书向学生宣读其中有关的章节。学生只能一边听讲,一边做笔记。即使这样,沙滩红楼最大的教室还是人满为患,有的是本系的,有的是外边来旁听的。因此,不少学生事前拿书去占‘座’。”

  张充和后来写诗,绝少用生僻字眼,基本不用古代典实,写了今典,也会专门备注出来,方便读者理解,绝不故意设置迷障,让人猜哑谜,并善于将日常生活和感悟入诗,以清浅文字写出蕴藉诗意。她说:“我不喜欢把诗写得曲里拐弯的,费解,让别人看不懂。其实,文字的浅白,也可以写出诗味来。古人的好诗,大都是明白晓畅的。”她的这一观念与胡适的文学史观相当吻合,确否受到胡适的深刻影响,不宜妄自揣测。或许,张充和的写诗生涯中,她天性中的直率活泼让她更偏好这种诗风,而面对诗坛派别林立的纷繁扰攘局面,胡适的主张支持或坚定了她的选择。

  在学校时,胡适曾数次赞赏张充和的学问,后来她因病离校,胡适还劝说她不要放弃。因此,留在北大档案中的“张旋”最后的信息,是“改旁听”,而非“休学”等字眼。当然,由于张充和不久南归苏州,旁听也就无从谈起了。其后二十多年的岁月中,他们往来不断,胡适日记中,也多次出现“张充和”之名,兹不赘述。

  3

  钱穆的口音不成问题

  另一位在晚年回忆录《师友杂忆》里记了“北大旧生张充和”一笔的是胡适的学术对头、时任北大史学系教授的钱穆。钱穆所教为国文系可以选修的中国通史。他的无锡口音很重,很多学生不容易听懂。虽然如此,据何兹全回忆,钱穆的课还是很有吸引力:“钱先生讲课,很有声势,也很有特点。虽然一口无锡方言,不怎么好懂,但仍然吸引人。我听过他的先秦史、秦汉史。他讲先秦史,倒着讲,先讲战国,再往上讲春秋、西周。我听他一年课,战国讲完,也就到学年结束了。他讲课每讲到得意处,像和人争论问题一样,高声辩论,面红耳赤,在讲台上龙行虎步,走来走去。”当然,钱穆的口音对张充和而言并不成问题。她的第二故乡苏州,与无锡毗邻,两地方言相差不大,虽然她从17岁起才在此居住,但耳濡其间,早已熟习。

  二人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仍保持往来。1958年1月,钱穆年仅29岁的妻子胡美琦欲赴加州伯克利大学教育研究院进修一年,钱穆写信给“充和同学”,托其照顾。当时张充和早已赴美定居,直至2015年她102岁高龄时在美国去世。1960年7月,钱穆携妻子游美,途经旧金山,受到张充和夫妇款待,住了一晚。钱穆其后不久致信表示感谢道:“此次来西部,在尊府下榻一宵,诚为此游程中大堪想念之事。贤伉俪情意殷浓,尤深感动,惟恨匆匆,未获聆充和一曲清唱,大以为憾耳。”

  除钱穆外,从清华大学过来兼职讲授楚辞的闻一多,也给张充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晚年回忆道:“闻一多在北大上课,给我们读楚辞。他好像是湖北人吧,用老辈人的吟诵法给我们吟唱,很好听,那是真正的楚声呀……”这“楚声”,引发张充和内心经久不息的共鸣。她的成长地合肥也是楚地,她特请王壮为治一枚印章,叫“楚人”。她应该非常喜欢这一自我称谓,因此把它钤在了她的许多字画作品上。楚辞中,她尤其偏爱《离骚》,曾以其劲秀的小楷在人生不同阶段一再书写这一鸿篇。目前所见,至少有1946年、1971年两个版本。从北大分别后,1939年初,师生又相遇于战火中的昆明。得知张充和在学写字,闻一多就用云南当地特有的黄藤给她治了一方印,上刻“张充和”三字。带着这枚留有恩师手泽余温的轻细却坚硬的圆藤,她辗转西南,飘泊异域,一生坚持着书艺的锤炼。

  由闻一多,张充和又想到另一位同样吟唱的老师罗庸:“罗膺中(罗庸)的吟唱也很好听,他教词,从清华过来兼课,他的唱词法也很受学生欢迎,后来我们就在一起唱昆曲。”她应该将闻一多和罗庸的职位讲混了,罗庸才是北大国文系教授,1934年秋冬这一学期,他开有中国中古文学史、李白与杜甫、宋词等三门课,还指导着一门课堂实践。来年暮春,张充和卧病香山,写出了人生第一批高水准的诗词作品。后来她曾拿给罗庸教授看,罗指着《浣溪沙》一阙末句“驻篙低唱牡丹亭”,提出疑问:一个“低唱牡丹亭”的闺秀居然撑篙?张充和遂改“驻篙”为“倚舷”。

  晚年张充和回忆中提及的名师还有俞平伯、沈兼士、冯友兰、刘文典等人。据当年国文系课程表,或许还有罗常培、傅斯年、唐兰、马衡等人。这些人在张充和以后的人生中,还将以各种因缘与她发生交集。

  4

  张充和的同学们

  说了老师,该到同学了。1934年,北大文学院录取了132名新生,其中女生四人,除张充和外,还有魏蓁一、曹美英、严倚云。进入录取名单的人,后来并非都上了北大。因有人考取多个院校,经选择后去了其他大学。如魏蓁一,即后来长期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晚年以所撰《思痛录》产生深远影响的韦君宜,就进了清华哲学系。这样,整个北大文学院,与张充和同级的女生只有曹美英、严倚云二人。三人后来保持了终身的友谊。

  严倚云是严复的长孙女,入北大教育系,1947年赴美,先后任南加州大学、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1961年元旦,严倚云携夫君高叔哿教授来到张充和位于斯坦福的家共度新年。严倚云用海蟹做了一菜,张充和又以蚌肉做了一道“还珠”,意谓珠还合浦,有一天大家都回国的意思。曹美英与张充和同系,后来参加了张充和在1948年11月匆忙举行、亲友不多的结婚典礼。1986年,张充和回国时,参加“纪念汤显祖逝世370周年活动周”在政协礼堂的《游园惊梦》演出,赠以曹美英及夫君何兆武戏票。台上台下,共享此时。至于何兆武讲述中一再称1934年国文系录取了三位女生张充和、容婉和曹美英,且三人友情甚笃云者,实为何氏误记。容婉是1935年考取的,入学时张充和已经离开北大。两人或许压根就不认识,或许后来同在昆明,经曹美英居间介绍相识。此点有必要澄清。

  至于与男生的往来,据大张充和四届、时刚离校的学姐马珏晚年回忆,当时男女虽然同学,却不轻易交谈,互相不知姓名,因为注册室的人每堂课来点名是看椅子上有人即在点名册上画“到”。马珏还谦逊地写道,“六十年前我正好十八岁,当时女生很少,所以我显得很突出”,于是遭到不少男生这样的“欺负”:或被人在书桌上写“万绿丛中一点红”的暧昧语,或一封封地收信。马小姐见信就不高兴,不高兴还爱看,看完了又哭,哭完了还装订成册。信的内容,从不知她的名“珏”字怎么念说起,然后介绍自传,直至求婚。还有一个经常来信而不署名,发信地址又老变的。最后马珏写道:“事隔多年,这些信一直留在我脑子里,我的看法可是大变了。”可谓沧桑之语。

  学妹张充和,亦如学姐当时,“万绿丛中一点红”,才貌双全,难免没有这样子的“受欺负”之事,况且早有她的三姐张兆和在中国公学的“遭遇”作为镜鉴。然而,虽有卞之琳等北大毕业老生追求她的熟典,但那基本属于张充和离校以后的事情。

  六十多年后,对于在北大的这段学习时光,晚年张充和在接受金安平访谈时曾经谈及。她表示,虽然这里不乏名师,但在此就读的收获并不如想象中的大,她自己的学习成绩不够理想,部分也因为自己没有好好利用那段时间。这一说法,与张充和二十三四岁时所写的“成天看书,成天听讲,别人看我生活得很寂寞,很无聊,我自己却把生活过得又骄傲又有趣”,不太一致。或可理解为晚年张充和对青年自己的超越。张充和后来的成就表明,功夫永远在课堂外,一个人的成就岂是几年大学课堂所能缔造。北大于她最大的收获,可能是埋藏在心中的一颗种子。

  (文中张充和图片选自《天涯晚笛:听张充和讲故事》一书)


张充和与傅汉思的结婚照,1948年11月19日摄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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