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凭什么考古。
《江南晚報》文体部主任丁晴多次报道过我的考古,称我为考古爱好者,她总要问我,有沒有权威认可。《江阴文博》向我索稿，唐汉章館長问我作者冠以考古爱好者行吗？我说；标考古志愿者吧。爱好者掛靠业余，我自认比专业还专业。無锡文保委的夏刚草先生来我家看过收藏后，感概道；博物館若有几人像你这般执着，無锡的考古事业就不会如此现状了。
我考古，第一凭兴趣。我学的本业是机械制造。却对历史、对考古向来感兴趣。六、七十年代在解放军畫報当编辑，为報导全国文物展，在故宫武英殿拍了一亇月文物，其间专访过王冶秋，夏鼐及不少考古工作者。我也曾十天半月地泡在古墓里，采访过兵马俑，马王堆，三星堆，周口店。九十年代，我在无锡柴油机厂调到马圩汽改厂当服务科長，厂里搞基建，我在昔日太湖底捡到了石刀石簇。从此爱往离厂区二公里的古阖闾城跑。2003年退休后，业余爱好成了專业專長。2007年初给《江南晚報》送稿，有幸结识了无钖考古研究所刘宝山博士（旧石器考古专业），就此一发而不可收。
我考古，第二会借力。考古业有如医业，分工过细。看癌症的不治感冒，内科医生不接産。新石器考古挖到生土层决不往下再挖，旧石器考古归地质管、归古脊柱所管，谁挖到东西归谁保管研究，一辈子研究恐龙就不懂甲壳动物。我是拣到什么就钻研什么，买专业考古书看，凭书上的线索找这行的顶级大师，用电话、上网、走访请教。我就成了杂项的土专家了。马家浜文化的祖宗是往上找还是往下挖，我受浙江考古所王明达研究员的啓发，在向下找的过程中曾多次联系，王老师很兴奋，要亲自来看。动物考古，我找南大地球科学系古生物专业刘冠邦教授和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钱逸教授,他们看到冰期灭绝前后动物化石,愿意签名呼吁当局重視这处典型的新生代古生物区。农业考古,我求教南京大学裴安平教授,他在任湖南考古所長时,曾主持农业起源遗址现场发掘，是国內农业起源考古的顶级大师,我们多次网上往来,請先生审稿指导。夏商期文化,我去上海博物館找考古部主任宋健研究员,他是国內崧泽、马桥文化（即泰伯奔吴前的先吴本土文化）的顶级权威。我在阖闾城采集到九枚刻字竹简，存49字，先后寄发给清华李学勤、复旦刘钊等教授求教。吴文化，我基本收齐了涉吴古史藉，收齐了出土吴国有铭青銅器的近八十篇铭文，並联系湖南考古所研究员辛伯庆先生，他整理慈利楚简己多年，李学勤先生曾著文提及1987年湖南慈利出土了一批涉及吴国历史的楚简，那才是吴国的真实历史。孔子删春秋，按他创建儒学的需要，把文武周公，后稷泰伯塑造为周礼典范，把与他同时代的阖闾夫差斥为弑君、好色之徒。后世尊儒，以经为史，吳史被扭曲了。要以出土帛简为准。
我考古，第三靠运氣。那块良渚楔文泥板，是在杨家果园里一亇踉跄捡到的。首见的陶釜支腿是直湖港一浪打来的；几十颗龙牙是砂石中淘洗出来的；有一次特大雷阵雨，把姚湾贝丘冲洗一凈，那天冒雨捡到了拾多件精品，临走时回首一眸，竟发现首亇打制石臼。有一次烈日下暴晒三小時无获，想放弃时，堤壁掉出一块五花虎皮玉有段石錛，功夫不负有心人，这可是比良渚玉早一千年的稀世美石。我给孙女去书城退換买重的教辅书，挑不到想要的就随便拣本《全球通史》，回来一看，竟豁然贯通，靠这新史观把江南文明史读通了。
我考古，第四不唯官。考古工作者摊上亇不懂行的官，不立项，不给錢，空中吊着你，冯普仁就是亇例子，他写《吴越文化》，《吳文化简史》，几乎没有无锡本土文物可讲。碰上“政治考古学”，是更要命的事，当局一手拿金萝卜，一手拿大棒，指令你证鹿为马，一些学术学权贵便不得不学术腐败。一些考古人忍不住贫困和寂寞，改行搞鉴赏发财去了；更多的人只将考古当学历、就业、公务员的敲门砖，选择一项並不钟爱却赖以为生的职业。我是想干什么就干，只要不进公布的遗址圈，进了不挖土，拣拣地面垃圾（而且只要五千年前的远古石、陶、骨残片）当拾荒者，谁也无法管。靠这些垃圾，靠教授指点，我做出了自已的学问。领导说无錫有六千年文明史，我拿玛瑙细石器石核证明有一万二千年，领导说无钖是吴文化发源地，搞三泰遗址，我论证泰伯不会种田，不懂网鱼，不肯务农，不尊周礼，原住民文明优于泰伯文化二千年，泰伯到吴后，被先进文明同化，有如蒙元，满清一般。当然，泰伯如同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努尔哈赤一般，是个伟大的占领者。
我：试以文物颠覆传统吴学，欲借新论构建江南新史。
二、我的考古情结。
1、我的阖闾城情结。我从小便知无锡西尽头有个春秋阖闾古城，退休前后工作的地点在马圩锡柴汽车厂，散步便进阖闾城。汽车厂新建厰区时，我在土层中拾到青铜箭镞，自将磨取识先朝，吊起我当记者时多次采访重大考古新闻的沉钩。一次在阖闾城残墙下散步，见断壁上顽强生长的树根下，雨水侵淫深入墙内形成半尺深的洞，手指一抠透出砖块一角，终于抠出了半块砖，那砖橙红古朴，疏松夹砂。都说秦砖汉瓦，现代垃圾进不去古城墙内壁深处，这可是比秦砖早四百年的吴砖啊！我将它装入锦盒，找书查网，从此误入歧途，一发而不可收！
2、我的阖闾城拣古。对于考古，我虽然下过兵马俑坑，摸过马王堆尸，拍过武英殿照，也釆访过侦破盗墓案，却都只知其果，不知其路，我给自己立个规距一-不动土，只用花盆松土的铁爪。人家翻土我后边拣，时与拣废钢筋的农民工为伍。八年了，我从阖闾城内外拣回陶瓷碎片达两千片，化石十五盒，石器二十件，春秋竹简十二枚，良渚陶文三十版，铜器两件，吴砖半截。都不值钱，但从这些出发，拣啥钻啥，我成了每一门的专家。我不爱别人称考古爱好者，我的水平不是业余的，钻那门就向国内顶尖者请教，我写的廿五篇吴论，可以笑傲考古界。
3、我的阖闾城探古。我与大多数专业考古人士那套出完外勤，写完报告，交完文物，便算完事的规律不同，拿到东西仅是开始，攀到这一门的学术顶峰，再翻过它再综合才能完事。我学李济对付殷墟25万陶片的办法，企图找出吴器特征。我在阖闾城内拣到竹简，存字五十，有人大骂“周老虎”，我把这春秋竹简捅到社科院、复旦，国内十个顶级学者四位知晓，他们存疑而不否定，国内沒挖过一枚春秋简呢。我在阖闾城外拣到夫差王字罐，有行家质疑国宝，我笑而了之。我不差钱！我在阖闾城对岸的杨家遗址拣到类似锲形文字的良渚泥版，並在第一时间交考古权威审视，人家的不屑毫不影响我采集、收集良渚文字的勇气，我争做中国解读良渚文字第一人，当然不成功也无所谓，我的目标不立项，沒考核。为着探索无尽远古，我从五千年前的良渚出发，找到了八千年的无锡姚湾遗址，一万年的苏州三山遗址。
三山细石器推翻了江南无细石器的结论。证明了旧晚新初太湖流域便有人类开始定居。从事水稻培植和畜禽驯化。证明了中华古文明的最初曙光，是从长江、太湖流域冉冉升起的。
在苏州三山岛采集的距今万年的细石器上，有距今亿年的海洋化石-菊石。江南的生命史推前到了距今二亿二千五百万年的中生代三叠纪。
4、我的阖闾城猜想。从阖闾城出发，我走得很累，很远，很欣慰。江南这块大地，是世界最早发明稻米的地方，也是中国最早进入文明的地方，这里的语言、文字、习俗独立于中原。中国有三大文明，辽河发明养殖，从这里走出了红山、商、周、秦、匈奴、鲜卑、元、清；黄河发明小米，从这里走出了仰韶、吴、汉、唐、宋、明；长江发明大米，从这里走出了良渚、夏、吴、越。没有辽河，中国永远仃滞在农耕文明的保守中，沒有长江，黄河文明早己在铁蹄下，湮灭得与古印度、巴比伦文明一般，中华文明靠长江文明保存生息，反攻统一同化，供米供粮维生。这些，都源自阖闾城的启示。
三、我的“探吴九法”。
探吴，指探索古吴史、建立新吴学。九法即：骨、墩、孢；磞、刀、陶；语、字、道，共九种新的考古渠道、新的考古方法，或新的考古思路。目的是论证吴文化的根扎在本土文化之中，是由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马桥文化一脉传承下来。泰伯的先周文化，对吴文化有影响，但不是吴文化之源。距今七千年前的马家浜文化的祖宗，也能在无锡地区找到考古依据。无锡地区有典型的旧石器晚期、新石器早期的文明起源遗迹。太湖古文明应与尼罗河古文明、两河流域古文明、印度河古文明以及黄河文明一起，成为人类文明起源的中心。
1、骨考。借助人体考古学成果判断吴地人的人种及来龙去脉。上海博物馆在马桥遗址发掘中，采集了良渚人牙、马桥人骨做DNA分析，提练出良渚人种的人类学类型为M119C，发现到春秋战国期间，出一现中原人种的M112T突变。到元代时马桥的混杂较多，而一河之隔的金汇镇人种较纯。上博抽取了当代人群的DNA样本。初步结论为：金汇镇的人种有较纯的良渚人血统，马桥镇人中多数人有良渚血统，但有西北民族M1A1u的插入。这个结论对过去关于良渚文化突然中断、良渚人被洪水淹死，隔三百年后才有马桥文化，而马桥比良渚落后，泰伯到了江南时这里十分荒蛮这一种理论，是一个否定。上博的报告中，提出了由于缺乏二里头人的相关资料，无法对越人是夏人后裔的记载作出判断。上博将这个结论与闽粤桂、东南亚人种的DNA标本对照，却显示了强烈的一致性。这从人类学角度证明了：原有的“百越学”是成立的。长江流域的百越在良渚文明期成熟，己经先于黄河流域的龙山文明进入“古国”阶段。百越的范围应包括皖苏浙、赣闽粤、云桂海南等。其中中原文明侵入最早的是吴，其次为越。留下来的与汉民族溶合，不服的不断南撤或流亡海外。
苏州旧石器遗址三山岛出土了一枚人类门牙化石，玉化成熟，伴出的玛瑙质细石器和哺乳动物化石，可确定为旧晚新初的中石器时代。我在无锡杨湾遗址也采集有人牙化石，这些人牙也可以做DNA分析，若能向下连上良渚人种，太湖文明就是有独立起源的、超过中原文明的伟大文明。
惯用左手写字和吃饭，俗称左撇子。而良渚人群中有80％的左撇子，良渚石镰与∠形石犁这一类可分辩出左右手使用的石器工具中，80％是左利。在吴越人穿衣中还流行左衿，因为与中原普遍流行的右衿相反，曾被孔夫子叽讽为披发左衿。据说尚左的人右脑发达，是不是右脑的软组织发达，那脑壳有没有些许差别呢？如果有，就可以找出良渚人、吴越人与同代人的差异了。
2、墩考。墩是吴越民族特有的居址和葬址。江南多湖泊沼泽，梅雨季节多发大水，人们多居高处，葬台墩。这种平地上的台形遗址顶平或成缓坡，四周呈陡坡甚至绝壁。墩高出地面3至6米，大者5至6万平米，小者300平米。江南著名的马家浜、良诸、马桥以至吴越文化遗址，十有七八称墩。如圩墩、绰墩、舒墩、彭祖墩、仙蠡墩…等等，只是在1958年大跃进和1969年学大寨的整田平地中毁掉过半。不少台墩己只剩地名不剩土台了。
丘陵和山项山坡上也多高台土墩，这类墩大都呈馒头状，属西周后葬墩。其中吴是土墩墓，越是石室土墩墓。而楚流行中原盛行的竖穴土坑墓，深穴棺椁墓。两者绝然不同。吴国墓葬继承马家浜、良渚文化的土墩墓葬形式。因为江南地下水位高，采用不挖坑，平地夯实或铺一层薄薄的石块，平地掩埋。吴国土墩墓分布区域，遍布宁镇常锡苏地区，以句容、溧阳、溧水一带最为集中，有一墩一墓，一墓一鬲；也有一墩多墓，层层叠叠四周头向围绕中央，中央葬在最底层，可能是这个氏族的祖先。
吴人土墩墓的最大特征是随俗无铜少玉，而以几何纹硬陶和原始青瓷制作明器陪葬。所以江南盗坟之风历来不似中原。无铜少玉可能是吴国国策所至，春秋后吴国贵族的食器、祭器也不多用铜 ，战略物资铜都用于制造兵器和农具，用于征伐和生产。
越墓的区别是墩内建有石室，石室因人级别而异，上层贵族的石室高大，两道石墙可高达3米，墓道长可达10米。墓壁上窄下宽，两壁向内倾斜，石块间用小石片填缝，不见使用粘结材料，却十分牢固，历经两千多年不见自然塌陷。墓道顶部由长石条作封盖，长墓道中间有石壁分割，一侧停尸，一侧储物。外围还用石块堆砌数道围堰，上面覆土成高墩。上层贵族墓往往建在山头，沿山脊一溜土墩石室墓，愈靠下规模愈小，级别愈低。这一类墓是越墓不是吴墓。
苏锡常地区从西周到春秋中期多出越式石室土墩墓，确证此地本属越，春秋后期吴国才迁入。茅山及西侧多土墩墓，时间从西周到春秋战国之交，证明吴国原本在宁镇起源。
华东师范大川字2007年出版了张立先生著作《城市遥感考古》，引进推广国外利用卫星和航拍技术.开展遥感考古的理论及方法，还大量拍摄常州淹城，阖闾城，浙江河姆渡，嘉定古城址，良渚城，丹徒女坟山土墩墓群，苏州木渎古城，苏州西区太湖沿岸石室土墩墓分布，无锡闾江夏墓湾石室土墩墓线状排列，无锡马山石室墓分布航空影象图，苏州西区石室土墩航拍分布图等案例展开分析。其中有多处是过去地面考古调研顾不上、看不到的。
3、孢考。孢粉分析是三十年前刚引进的新型考古技术，是环境考古学中的一项专门技术。它利用地层中的花粉积聚，分析禾本植物种类，鉴定野稻家稻品类。从而可用来测定太湖水域涨落，气候温润干凉，考证稻作起源，质疑良渚消失。
古人类在进入地质期的第四纪全新世(距今11000-7500年)时代前夕，地球正处于末次冰期，那时气温较今冷三十度，海平面比今低一百五十米，长江口在舟山群岛外，地球上的水都结成冰封冻在大陆冰川，哺乳动物有一半以上种类冻死饿死灭绝，大部份古人类劣汰，少部份适应恶劣环境的顽强生存下来。他们改食河湖中的贝壳、挖掘土垠中的根茎、树林中的野果维生。进入全新世后地球渐渐变暖润，顽强生存下来的优秀人类开始发明陶器、农业、养殖，开始使用磨制刃口、钻孔的新石器和各种专用石器工具。人类文明的起源就在这一万年前的陶、农、畜和新石器四大起源上、我在无锡的杨家、姚湾遗址找到了四大起源的物证，但由于是地面采取文物，缺乏地层学支撑，难以获得承认。而正常的考古资源又偏向寻找和论证泰伯奔吴的虚无目标，以及建设仿古建筑。我只能在采集文物的同时，尽可能保存难得的地层标本。以免将来须用时再化巨大代价去采集。
我收集有无锡东乡九里河边地下深八十米的地层标本，地下24－26米为黄沙层，36米处有淡水螺类，48－51米为黑砂层，含海生小贝类，73－76米为灰砂层，这里可见无锡远古来海陆变迁。
我曾专门去苏州三山旧石器遗址的溶洞壁上采集两米高、12cm宽、4cm厚的土壤样本(密封)，可供将来孢粉分析和C14分析所用。、
无锡姚湾的太湖清淤工地，把太湖底挖下十五米深、几千亩地的大坑，我留下了影像资料，土垠标本，并找到了距今万年到三千年前的贝丘遗址，以及可以证明水稻起源的考古证据。
江南最著名的死火山是无锡西郊的阳山，我根据由就近遗址采集到蛇纹石质工具玉凿、玉锛的依据，判断无锡南郊雪浪山、东郊鸿山石节山等都是死火山。石节山地层下20米就有2米厚火成岩，将用玉历史由四千多年前的良浪文化期又向前推三千年。
我国环境考古学首席专家周昆叔研究员在其专著《环境考古》一书中，对太湖流域的环境考古曾作如下综合；根据太湖流域新石器遗址的孢粉分析和洪泛物沉积和文化断层，洪泛期大致在距今8200、7800、7600、7500、6500-6200、6100、5600-5500、5100-4800、4200-4000、3700-3600、2200年。但全新世高海面何时出现，进退如何，影响怎样。尽管多批专家作了专题研究，仍未达成共识，有待深入研究。用孢粉分析研究古环境中因大量依靠栗属花粉分析，而栗属灌木南北都有，使推定难于确切，争议较大。这使华东地区的环境考古结了论，滞后于其它地区。
4、磞考。石锛，是新石器时代全国各文化区都有出土的工具，其特征是刃口偏向一面，以区别于双面对称刃口的石斧。石斧、石锛、石刀、石箭是新石器时代使用时间最长最普遍的工具，但中原文明的甲骨文只有斧刀箭的象形字，并无锛字。中原处于黄土高原，植物以草原、灌木为主，开垦农田、砍伐树林所用之锛、耜器型单一，混同于斧耜。而江南水网地带，树大林密根深土粘，良渚人以农渔为生，其劳动生产工具就必然随生产需要，研发出新型的工具。我从无锡姚湾遗址采取到了各类石锛。
用于砍树挖根的条形石锛，因由手持进化为系在棒棍上使用，以增大力矩，石锛的外形由直线发展为弧背形，其弧度直径正好是臂长加棍长。后来又发展有沟槽型、有段型，用以改进捆绑牢度或发展了铆榫结构。姚湾石锛无论从选材上、刀具结构及发展上居领先地位，在刀具角度上甚至十分符合当今机械切削原理及刀具设计，我是读的机械制造专业，有段时间我多次邀请柴油机厂刀具设计专家、工具车间主任和磨刀师傅们一起研讨姚湾石锛。公认60度楔角的选择是今天还遵循的法则。
用于加工毛皮骨肉的石锛，材料较软，姚湾人发明了块状石锛，有段石锛。楔角为30-45度，利于切削。这些用途各异，形态不同，制作精巧的石锛，长江以北不见出土，南方各地、以至南海均有出土，但时期均晚于江南。可见是随百越民族的南迁带去的。
由于中原没有吴地石锛，汉字便没有造出“锛”字来。上世纪四十年代前各地出土常以石斧、石刀、石钺称之。直到1954年林惠祥先生翻译奥地利学者:海涅．格尔顿，在南太平洋岛屿玻利尼西亚的发现当时仍在使用的石器制品，按当地人的发音，格尔顿定为：Stufendeil，林惠祥再翻成“锛”的。而玻利尼西亚的有肩石锛，己经证明是由太湖流域经华南、东南亚而流传去的。良渚人称其为“ben”，象凿击时“崩崩”之声，象切屑“崩崩”溅出，译锛是出口返销之、称。我愿称其为吴磞。此字应该从石，比从金合理，从崩声。
姚湾遗址是距今一万年到五千年前的人类生活遗址，在那里我先后采集到二百多件石器，有江南磞王，光残头就638g，可能用于巨树硬木的砍伐，吴地先进刀具的传统，到吴国时就演化为享誉中华的吴剑吴戈，近代又发展为民族工业的发源地，吴磞是其根。
5、刀考。这里的刀指有肩石刀，是七千年前江南先民发展水稻生产所发明的农具。从最初点播农业的有段石耒和重石起，到耜耕农业用的有腰石耜、斜肩石耜、平肩石耜，到犁耕农业的厶形犁、三角形组合犁，都在姚湾遗址找到了实证。
这一类有肩石刀在闽粤滇桂、台湾。乃至东南亚、南洋岛屿都有出土，考古学家、语言学家将鸟语、印纹陶、有段石锛、有肩石刀这四项当作百越文化的典型物证，并用于论证百越人种的迁移流传。
红山文化也有大量石耜(锄)出土，并以此作为北方、中原农业起源的佐证。但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王小庆博士以新引进的石器微痕分析作验证后，认为是用于切肉刮骨用刀。
对于良渚文明的厶形犁，有人称开沟器，有个考古界老权威据山西陶寺遗址出土的同类器与切肉的案子一起，便判定其为切肉刀，以致最新出版的良渚文集中退而统称其为刀类。不再肯定为农业专用工具。对此我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将是用自制的200倍显微照相系统和模拟使用装置做石器的微痕分析，以判别石刀的确切用途，进而对农业考古、水稻起源作出科学的判断。再在此基础上对良渚玉器的名称用途做判断。现在出土的良渚玉器四十多大类，有十多种不可判定用途，只好以锥形器、山形器、刀形器之类命名。
6、陶考。陶指几何纹硬陶，也称印纹陶。这种陶器，良渚文化期没有，到楚国统占吴越后灭绝，从马桥始，吴越盛，主要用以代青铜作礼品、祭器、明器、食器。吴越王室带头不用铜器用陶器，青铜只铸兵器农具，打仗第一，生产第三、生活第三。
印纹陶在马桥文化初始期，由浙南闽北的肩头弄文化传入，特征是细泥夹砂，手工制作，在呢坯半干时用予先刻好几何纹的陶拍揿刻外表，另一只手在罐内支撑，因此印纹陶外观漂亮，内侧不平，坯内结构紧密，加上烧制温度达1000－1200度，刚性特好，成为百越民族富有特色的用品。几何纹饰有梯格纹、叶胍纹，米字纹、筛格纹、回字纹、麻布纹、云雷纹、水波纹等。在苏南田间地头，只要发现印纹陶，差不多就发现了吴越文化层。
吴越在流行印纹陶的同时，也流行原始青瓷，原始青瓷前期主要制作豆、盘、碗、盆等小型食具，后期用来制作钟鼎等大型礼器明器。
吴越之间印纹陶的差异，目前尚未见到有研究论著。但小型器皿中带条尾巴的该是越器，不属吴器。越国的窑址己在浙江德清、绍兴等地发现，吴国窑址至今尚未见诸报道。
苏南农村长期流传有一种迷信：在山间地头岗上挖到花纹瓮头（即几何纹硬陶器）不吉利，往往就地敲碎埋葬。最近我还听一位无锡的老乡长讲四十年发现花纹瓮头砸碎深埋的事例。而这些人恰恰是在文史上研究吴文化的专家。
7、语考。吴越是有独立语言的国家，吴越间同俗同语，但与中原语言不通。《越绝书》中记载了两则用中原语声音译的越歌。一则为《越人揖舟歌》：
滥兮锓草滥予昌尊泽予昌州州谌州焉乎秦胥胥缦予昭澶秦谕渗堤随河湖
这是一首2500年前吴地民歌，用汉字记吴越语的音译，比汉字记梵音佛经早－千年。这是吴地语音保存最久的古董。意译为何内容？吴越人种是百越民族最北分支，良渚后代。因中原汉民不断南侵，部分越族留下与汉同化溶合，部份节节南撤，躲避至深山老林生存。经二千多年汉人追逼，越人南撤，残存越人形成了西南及东南亚一带壮，侗，台，黎，泰等民族。有学者试用泰文书面拼法，译读出了词义:
滥兮锓草滥 夜晚哎欢欣， 陶醉遇见相会夜晚
予 昌 尊泽予昌州 我俩我很会 害羞难为情我很会摇船
州谌州焉乎秦胥胥 摇船渡越 摇船久久啊 愉快满意
缦予昭澶秦谕 污秽 我呀 王子，君阁下高兴的知晓
渗 堤 随 河湖 隐藏 心 始终不渝 思慕哇 这应该是良渚人创造的独立语言的孑遗。另一首是越王勾践的《维甲令》：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吴安其研究员是研究吴语与侗台语、泰语的权威，他最近在《语言研究》08年四期上撰文《侗台语语音的历史变迁》称：古吴越语是最先在长江下游产生的古老语种，与中原语种不通。古吴越语的考古学物证是几何纹硬陶、有段石磞和有肩石刀。随着中原人的南侵，百越人节节南迁，语、磞、刀、陶这四件随身行李也就到那。他在这篇文章中，用国际音标把大量的吴语方言中的白读专用词，与侗台、泰、黎等语言逐一对照，论证了他的立论。这是从纵向、时间座标上的纵切面上研究吴语的来龙去脉，研究现代吴语中古吴语的孑遗。
吴语的横向研究，由吴语论坛、吴语协会论坛、吴越家园论坛等民间组织在研究，据精于此道的蔡先生介绍，一般以数词、代词和“不、病、袜”等几个专用词来区分吴语区。以“他”为例，念ta的非吴语区，方言白读念to、do的是吴语区。由于普通话的一统势力，真正的原版方言正随老人故去而消逝。我建议别开生面，以“磞”（第4考、磞考中详析）字语音和男女生殖器语音去纵向追根求源。这两个字，人人从小会讲，代代不上书本，字典不载，文雅场所不带，但千年万年口口相传。有可能会追索到良渚文化那里。中原文明男性称“且”，意祖读祖，父系制社会就供奉那象形的玩意儿。女性的甲骨文里没象形字。良渚文化是母系制，生殖崇拜该供那玩意，中东古遗址有，红山遗址有女神。良渚文化遗址已经发掘一百多处，从未见诸报道。我在无锡姚湾遗址，曾采集到石质女性性崇拜物。本地最古老的读音，念作“督”，而不是北方常用那字。侗台泰也同此音。这可能便是保存下来的良渚古音了！
8、字考。中原人称吴越语言为鸟语，称吴越文字为鸟字。这种鸟虫篆流行于春秋时代吴越楚蔡南方诸国，我国古文字学者，大多对鸟虫篆并不以为然，认为其流行时间短，装饰味道浓，学术价值不高。我认为，如果将吴越的鸟字鸟语同良渚文明的鸟崇拜联系起来，就可以看到: 鸟虫篆是吴越人借用汉字向本民族传统的一种回归，是本民族文化特征在文字上的一种强烈表现。吴人创造的鸟字，后人看大不起，但千古－帝秦始皇，却偏偏看重这鸟字。秦始皇统一文字时，灭掉了六国古文，只留吴越鸟文，为他刻章制玺写旗帜所用！
鸟篆的主体为周篆，吴越楚蔡的青铜礼器上，铭文字体仍为中原正体篆书接随身的兵器用鸟篆，文字主体己与中原同文，看来良渚文化的文字没有传下来，或者良渚没有文字。这版文字不像象形文字，跟西亚两河流域的泥版文字差不多！另外还有几十块刻字，独特的宗教。只是良渚文字到现在发现得太少，浙江的南良渚出玉多，很少有字。只余杭南湖出过一些陶文；苏南的北良渚，苏州澄湖－件，上海马桥下层的黑衣灰陶阔把杯有两个字，总是嫌少！良渚文字大都出湖底，但愿今后湖底建设，手下留神，多多发现！
文字的考证，还要重视吴文字的收集整理及发现。现己发现并经整理的吴文字为青铜器铭文，据施谢捷先生的《吴越文字汇编》共收集有铭吴器93件，合计文字不足1500字。我最近在阖闾城外找到的几何纹硬陶罐有26个装饰性的鸟虫篆字，还未经学界公认、还无法译读的竹简49字。如果能在竹简出土处扩大正式发掘，再找到一批文字竹简，很可能吴国王室史官自己记载的吴国史书会再现人间。吴史真得重写了。竹简上的文字不像正体周篆，也不像楚系文字，有鸟形两个，接近鸟书。
另外楚简的发现也是吴字考证的重要内容。楚灭越后统治吴地(越灭吴后即迁都山东琅琊，争霸中原，吴地也可能提前由楚统治)一、二百年，楚臣黄歇的古迹很多。楚简可能留存较多的吴国史料。其中上博的《吴成》、湖南慈利的《吴语》是即将整理出版的楚版吴史。而现在流行的吴史，基本是鲁版吴史的翻版。鲁版吴史是孔子主编，孔子与阖闾夫差同代，政治上对立，军事上磨擦，思想上岐视，孔子儒家治吴史，政治上的可信度不高。再可靠的还是吴人用吴字记的吴史。
9、道考。道教是中国国粹。佛教源于印度、伊斯兰教源于阿拉伯，基督教源于中东，道教源于吴越良渚。
道教的正式形成，以东晋《抱扑子》为界，在此之前，属原始道教。《抱扑子》的作者葛洪，江苏句容人氏，长期生活在无锡南乡葛岱桥，著名的洪口墩良渚遗址群就分布在其四周。葛洪生于太康四年（283年），卒于兴宁元年（363年），他生长在既有贵族血缘，又具道士血统的家庭，毕生在出仕与求道间徘徊，在而立之年开始潜心修道，服食养性，写作《抱朴子》内、外篇。他的著述，使成熟后的道教分为两股，一股为帝王、上层社会所用，主要是长生不老求仙得道；另一股为社会下层所用，主要是念巫驱魔亡灵超度。所以道教能为帝王所用，靠它延年益寿，精研房事，却不能凌驾于政权之上。道教始终未能像其它三教拥立教皇一统天下。道教也能为草根接受，往往还变成农民起事的五斗米道。道教没有其它三大事教的排它性，中国没有十字远征、犹太流散。哪个城市都寺庙、道观并立、教堂兼容。
道教承自道家，尊老子为教主，奉老子的《道德经》为经典。道家思想形成于战国初期的长江流域，中期流传到齐国稷下，自成“黄老学派”，成为北方一宗。东汉后文献散佚，后人只知稷下黄老，对南方本源反倒无所知晓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来南方楚简大批出土，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汉简《老子》甲、乙本，1993年郭店出土楚简《老子》甲、乙、丙三组，2002年上博公布道家佚籍《恒先》，都证明道家出自楚地，道学兴于楚地，老子是楚国人，居河南苦县厉乡，、庄子是楚地河南商丘人。他们在楚地巫史学术的环境中，把巫史文化上升到哲学高度，形成了道家学派，其特点是讲天道、重历史。与此不同。中原在西周，而且句读因袭。伍子胥的阴阳家同老子的道家，本来都是道教的源泉。
江南的巫文化源自什么？我认为是江南良渚文明的玉文化。良渚玉琮、玉璧、玉钺闻名于世，但在苏州草鞋山遗址1973年首次从正式考古发掘中挖出良渚玉琮前，中国收藏界都以此为商周古董，康熙乾隆们把宫中旧藏当作车轴头，史学界则将他们视作通天地的神器，浙江的考古界还没有将已经大量收集到的玉器，同开挖了四十年的良渚黑皮陶挂钩！神秘的玉琮，在江南大地上盛行千年，至今还没有人说清楚，它干什么用？怎么用？为什么流行千年，到四千年前突然中止？马桥文化继承了良渚石器，扬弃了良渚玉器，怎么解释？良渚玉器型器分四十多大类，那些以锥形器、山形器、三叉形器、柱形器命名的玉器，干什么用的？这些说明传统考古学的地层学、类型学以及靠单学科的研究己经回答不了这些问题。国外新兴的DNA分析、石玉器微痕分析、孢粉分析、遥观分析以及与民族民俗学、语言学、古文字学结合的研究办法，也许能有所突破。我做《吴论》，便是不自量力的尝试。
我收集了广西僮、侗，海南黎，台湾高山族这些百越后裔的早期祭祠午蹈仪式的资料，对照早期国外学者对非洲土著的实录，以及我在姚湾采集的大量实物(包括原始生殖崇拜物、图腾等)综合分析，认为良渚文化还处于母系社会，农耕为主，渔猎为辅，开始有文字，崇拜祖先神(女阴)，以鸟为图腾。宗教民俗已开始形成，巫应该在这样的社会中发生和发展。
还有一个值得研究的是当代的葬俗。葬俗是一个民族最顽固保守的习俗，不管你多么西化新潮，死了长辈，你不得不三跪几叩首。江南吴地死人后行做道场。那是道士做主的场面，佛靠边了，请几个老太折元宝念经，主戏是道士唱的。他们穿传统的道袍，不受满清马褂的侵略，不受中山装的改革；他们念念有词，转转悠悠，怎么看怎么像巫。我几十年在北方、在华南生活，这种习俗是独一无二的，不管你多么西化新潮，你必得遵俗。
我的新居在无锡东亭，居住东侧有个道士村，现在的主业仍是做道场，生意越来越火。那村，有所故居，那是伟大的瞎子阿炳故居，他创造的《二泉映月》，征服了世界！这，起源于道教音乐！
在古吴领域，无锡文明要比苏州早三千年。
旧石器文明沿长江顺流而下是常识。巫山五十万年，南京汤山三十万年，安徽水阳江流域有几个十万年遗址。现在世界上最看重的史前考古课题是寻找旧晚新初文明起源证据。
上世纪末各省先后有所发现，唯苏南浙北找不到。苏州最早是七千年前草鞋山的马家浜文化，
浙江最早是距今八千年的河姆渡文化。他们的祖宗，我去年在无锡姚湾遗址找到了。姚湾出土了稻作起源时用于点播的石耒，最原始的夹有稻谷和蚌屑的低温厚壁灰陶片，距今达万年。苏州七千年，所以无锡文明要比苏州早三千年。
我多次去苏州著名的旧石器遗址，钻三山岛那个半人高二人深的扁扁洞，与无锡姚湾，杨家遗址相比，那洞属旧石器，缺乏新石器文化因素，找不到星点古陶片。与宁镇一带和皖浙北部山丘地带，在砖瓦厂废石堆中发现的旧石器同类。只是多了细石器这一过渡因素。
到马家浜期，苏锡分属两个类型(由宽沿釜的底不同及墓葬朝向不同而区分)。
到良渚期，苏州东可能是早期中心，无锡南可能是晚期中心，而良渚遗址群是中期最盛期的中心。发现良渚晚期证据的学术意义巨大，过去总说良渚淹死了(苏州澄湖底挖出大量良渚井)，文明中断三至四百年。是泰伯奔吴才带来了中原先进文明。於是便风起云涌争那个吴文化的发源地。
据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考定: 先周文化是游猎文化。我的一位朋友参与陕西郑家坡遗址的正式考古发掘，挖了泰伯的祖坟，遗物中没有农具，没有饲养动物骨骸，多的是骨制石制箭镞。流行骨卜，陶炊器使用有显明特征的夹砂红陶连裆鬲，并己有陶符和青铜小件。在这之后，先周文化分裂为两股，一股东进，溶入姜戌农耕文明因素，其中最典型的是尖裆鬲，断代工程凭此划分先周与西周地层。另一股先南下后东进，洒下一路连裆鬲，我据此考证泰伯一族趋(注意！不是”奔”)吴的征程。趋吴用了多少代，需要重新再作丹江口，朱家沟遗址c14鉴定。至少，无锡梅村是没戏可唱的，那儿不仅没有连裆鬲，连硬纹陶也没有！光拿史书论证没用！拿地下实证才真。生存七百年的遗址找不到一片陶片，谁信？吴人一墓一鬲，终六百年不变。倒是周人背叛祖训，搞九鼎八簋陪葬。这恐怕是歧山分裂的根由，三房与农耕商族通婚，走弃猎为农，夺商天下之路，长房二房坚持祖制，游猎南下，最终到古吴地域入乡随俗，打鱼种稻为生。
西周至春秋中期的遗址己经在丹阳葛城找到，己开过论证会。葛城四面环水，与后期的武进淹城有承续关系，城墙不是关键。这两个城都是橄榄球形或球形的水城，与江北四楞四方的陆城不同，陆城走马走车，直来直去;水城行船拐弯必圆弧。江南春秋古城圆了才合制，苏州城有楞有角，正反证其不是春秋古城。
淹城下来是鮙城，阖闾所居，最后才是灵岩山下木渎古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