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读林家治先生新著《仇英评传》，感觉作者的吴门画派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学术高度。
苏州是明清江南地区的重要城市，通过以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为代表的众多苏州画家的艺术活动，形成了成就卓著、影响深远的“吴门画派”。“吴门画派”将文人画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境地，开启了中国画发展历史的新篇章。文人画是中国画历史发展极具特色的现象，文人画被看成中国画传统的代表，其实却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随着中国社会剧烈变动，或推崇文人画，或批判文人画，往往成为社会变动时的应对策略，文人画成了文化符号，甚至政治符号。无论推崇还是批判，究竟对文人画是否有真正的理解，实在值得怀疑。
“雅”“俗”之分成为区分文人画与非文人画的标尺。不少研究者认为，“雅”“俗”“文”“野”之分，便是“清”“浊”“高”“下”之分，便是文人画与非文人画之分。固然古代中国文人基本性格确实有着强烈的“反俗”倾向，然而文人画真正是纯“雅”，是非“俗”、反“俗”么？历史证明，那种纯“雅”、非“俗”、反“俗”的文人画，只不过是不同历史情境中的理想形态，只不过是出于对政治权力或者经济权力压迫的反抗或者逃避而构建出来的“桃花源”和“乌托邦”，并非历史的真实存在。
明清时代绘画作为文化商品深入到社会日常生活之中，绘画交易成为普遍的现象，书画市场繁荣促使新的文化消费群体出现，在原本官僚文人、富商大贾消费群体构成的社会空间之外，分化出新的、更加广阔的社会空间。以市民为主体的新的文化消费群体出现，形成明清社会的一大景观。雅俗互动、雅俗合流成为时代的趋势，不少倡言“雅化”的文人画家，实际生活中也不可避免地投身商品经济“俗化”的潮流之中。
繁华的城市聚集众多画家，不少拥有学识的文人，仕途升迁无望，又缺乏雄厚的经济资本，想要维持比较优裕的生活，卖画鬻文换取物质的利益乃是现实的选择。这些生活在城市中的文人画家，其社会地位与一般市民和手工业者并没有根本的不同。他们与作坊的画工、画师相友善，一起从事绘画创作，文人画家和工匠画家合流，进一步推动了雅俗互动、雅俗合流。直至十九世纪晚期，上海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商业城市，仍然延续这种雅俗互动、雅俗合流的趋势。雅与俗的对抗与交融，构成了文人画的巨大张力，在新的历史环境中获得了发扬光大，延续了文人画的前卫传统，发扬了文人画的前卫精神。
从苏州到上海，从“吴派”到“海派”，雅俗互动，雅俗合流，开枝散叶，推陈出新，为中国画艺术的现代转型，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强大的动力。林家治先生新著《仇英评传》选取“吴派”画家当中雅俗合流、文人和工匠合流最具典型意义的画家仇英作为传主，细致梳理画家仇英的生平经历，勾勒仇英从无名的工匠到名震艺坛的画家的成长过程，解决了不少仇英生平中悬而未决的问题，还对书画市场的作伪风气、对市民消费的情色绘画大胆地进行了研究，公允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使得这部《仇英评传》有了坊间众多“吴派”研究著作未有的亮色。
绘画作为商品广受欢迎获利丰厚，画工、画师乃至文人画家纷纷模仿名家画作，乃至制作假画售卖。苏州地区假画制作流行，渐成风气，人称“苏州片”。“苏州片”亦有层级之分别，并非全为粗制滥造的仿品赝品，有的“苏州片”或有底稿，粉本来自当时流行的名家画迹，甚至可能有仇英这样一些大家参与绘制，虽系伪托之作，与原作十分接近，是了解明清绘画的重要材料。“苏州片”还为书画传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晚清上海的一些画家，无法见到明代画家的真迹，不得不采用较为精良的“苏州片”作为学习的范本。
市井画对于中国绘画历史研究、乃至文化史、社会史研究的意义，《仇英评传》已发其端，有待后继者进一步开展研究。
林家治先生出于对乡土文化的热爱，多年坚持吴门画派的研究，取得了令人钦佩的成绩。《仇英评传》展现林家治先生的吴门画派研究达到新学术高度。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先生以古稀之年，犹笔耕不辍。学无止境，祝愿林家治先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不断有优秀的研究成果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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