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国维的身上我们能够学习到很多东西。
　　倒退到七八十年前，也有很多人称国学大师的，但是鲁迅出来讲，要讲国学大师，王国维是，其他人不是。他的《人间词话》虽然是薄薄的一册，所有读书人或者说学文学的人，都会从中受到启发和教育的，百读不厌。在他身上，体现了一种诗人的灵性、哲学家的参悟，还有美学家的审美，三者集于一身，这样的人不多。
　　王国维所处的那个时代，西风东渐，中国处在一个风雨飘摇的变革时代，清王朝的覆灭，这是一个历史的必然，在这样一个态势下面，他感叹国学面临的挑战，时事的变幻让他无所适从，看到的是变化中的国学研究“穷途末路”。他说“时事在变，意象在变”，所以王国维啊，他内心是痛苦和矛盾的。但是，王国维本人，他对那个时事是看得非常清楚的。他认为，那样的时代，是学术必变的时代，是研究自由的时代，是最大发现的时代，是西学东渐的时代，他同时还认为是中学外渐的时代。但是在这个变化当中，中国传统文化，他认为在丧失，所以他很着急、痛心地看到中国学术的麻木，毫无生气，他认为这是犹如一叶知秋，一叶知秋的飘凋，很伤感的。
　　但是，王国维认为，学术是不分中西的，学术不分有用和无用。其实今天看来我们有一些实用主义的哲学，觉着这个有用，那个无用。他认为学养这个东西啊，不分有用和无用，书到用时方恨少啊。
　　王国维在罗振玉家里校勘古籍，以此来补贴家用，看上去这个人应该是一个很学究的人，其实不然，王国维先生他的情商、他的智商都十分高卓。一个人能够情商和智商都很高的人不多，是一个绝顶聪明人。他是一个大从容、大自在的人，一个人要做到大从容真的不容易。
　　其实每个人都有他的专长，不可能面面俱到的。王国维从来都不会不懂装懂的，有学生问他问题，如果他回答不上来，他会用海宁官话说：“阿拉不晓得!”他说我不知道的，你可以问某某人。
　　他的人格高尚，让我心灵震撼。这种人格的高尚是一种大师的人格风范。当然，大师的人格风范，他有具体的表现，大师的人格风范表现在他临死前的一两天当中，有几件事情，我觉得是值得我们玩味的。譬如说，他死得镇定，表现在毕业生的聚餐，他很坦然地参加，并没有让人感觉到他行将死亡。临死的隔夜，他照样很从容地接待了他的学生。走了以后，他写好了一封遗书，这封遗书是给他的三子王贞明先生的，这封遗书直到前不久才重见天日，为什么重见天日呢？因为这封遗书啊，他是放在自己的口袋里投湖自尽的，去世之后发现这封遗书，这封遗书就到了参加料理后事的他的一个学生容庚手里，这个人后来是中山大学的教授，古青铜器专家，1983年，容庚教授去世以后，他的家人把一批古物都捐赠给广东省博物馆，后来才发现了这封遗书，这封遗书仅仅是交代了他的书让陈寅恪和吴宓来处理，他也可能想到目前你（他的孩子）也衣食无忧，你们可以暂时住到北京，讲得很淡然。这封遗书，是他接待完自己的学生，放在自己口袋里的。可以想象，他的那种镇定和从容，让一般人无法想象的。去世的前夜，他仍然把学生的作业批改完，而不是说明天就要死了就算了，批改好而且誊录清楚，登上成绩册。第二天，非常坦然地来到清华园，把这份东西交掉，交了以后，他跟别人借了五块钱，坐车子去了颐和园，很从容地准备去投湖了。走到半路上，他突然想起一件事情，他给他的学生谢国桢（后来的历史学家），他给他写了一帧扇面，在这个扇面上他将谢国桢称之为“国桢兄”，老师称学生为“国桢兄”，他觉得有点不妥，其实平辈人，譬如我们两人是平辈人，你尽管比我年轻，在古人那里我就要称你为“兄”，父亲的同事尽管比父亲小，都要称伯父，这是礼数，这是规矩。当时谢国桢是他的学生，他觉得有点不妥，是晚辈，所以他又从半道上回去，在这个扇面上改为“国桢弟”。其实称谢国桢为弟也已经是很客气了，因为我是老师，称你为弟，那就等于我们是平辈人嘛！把它改好以后，返回再去投湖自尽。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他是何等的镇定，视死如归，没有一定的境界是做不到的。
　　后来关于他的死有几种说法，这几种说法归结起来两点争论比较大：第一、为君殉节。这个君是谁？就是皇帝，逊帝——退位的皇帝；第二、为文化而殉节。这是一个争议，他的墓志铭是陈寅恪写的，从后来陈寅恪所写的文章来看，他是为文化而殉节的，他觉得这个时代不需要他了。其实他也蛮可怜的，他是一个五品官，我觉得相当于现在的厅级干部，南书房行走，也就是说在皇帝身边写写文章的，或者是皇帝可能突然想到某一本书上写的什么内容？马上去查！给他查清楚了。但是他的忠君思想是根深蒂固的，包括像郑孝胥这样的人在他身上有传统文人的这种忠君思想。但
　　这种忠君变成了愚忠，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么为文化而殉节，显现出的是他的精神的高贵，心气不可征服，就是屠格涅夫的话嘛，一个人的心气是不可以征服的。王国维正是这样一种大从容、大自在！某种程度上讲，王国维是以死抗争，来显现出他的一种精神高贵，为文化而殉节。
　　在王国维身上有一种气质，既是传统文人的气质，也是一种诗人的气质、哲学家的气质和美学家的气质。其实讲气质蛮抽象的，我一直认为气质这个词或状态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气质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一种气场，有的人天生往这里一站，他就有一种气场。那么王国维有这样的气质。当然，王国维作为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之一，他的去世是清华国学研究的重大损失。清华国学院可以讲人才济济，同学们能不能说出清华国学院的另外三大导师是谁？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国学院四大导师可以讲人人都是声名显赫。陈寅恪1969年才去世，也可以说是被“文革”迫害致死。他1949年以后南下到了广州，老年时也是两眼不辨光明——瞎了。所以你看陈寅恪的很多照片是戴副墨镜的，但是他照样上课，滔滔不绝。
　　我们可以想象，清华大学国学院当时这么多的大师云集，这种风范对学生是一种感染，我以前一直跟同学们讲，其实讲课啊，老师在课堂上讲课讲多少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获得某种启发，是一种风范的感染。尤其是对一些名师而言。王国维以死抗争，说明其精神高贵，心气不可征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