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城墙是保护城市的重要设施。宋代，为加强城墙维护，设立壮城机构，配置“壮城兵”，规定壮城士兵，大城50人，小城30人，专门维护城墙。因而，有宋一代，对苏州城的修建与加固，是前所未有的。

　　宋代，在厢军中设立壮城、作院指挥等专事工程建设和生产的兵种。其中“壮城兵”专门负责修建城墙，是一支专业性队伍，朝廷规定不能另作他用。此举在军事史上实属首创，这与当时的形势有关。有了这支队伍，苏州的城墙不仅得到修复，而且一直保持完好。宋代皇帝曾多次下诏修治城墙。

　　政和年间（1111年-1117年），徽宗下诏修治城墙。

　　宣和五年（1123年），徽宗又下诏重甃平江城墙。

　　平江城墙尽管一修再修，看似牢固，但这仅是一个方面，主要还在于守城将领的能耐。建炎四年（1130年），金兵围困平江，平江城最高守城将领、两浙宣抚使周望等畏敌逃跑，金兵从盘门、胥门、葑门、娄门攻入，大肆入侵，气焰嚣张，铁蹄过处，烧杀抢掠，平江城几成废墟。

　　金兵退却后，周望返回平江，其时，平江城已是面目全非。

　　宋金议和后，金兵依然虎视眈眈，随时有入侵之危。为此，城墙还得修建。淳熙年间（1174年-1189年），谢师稷任平江知府，遂用“郡中羡余钱”，修建平江城墙。

　　嘉定十六年（1223年），知府赵汝述、沈皞又相继修建平江城墙。

　　宝庆三年（1227年），突起大风，将盘门城楼吹塌，后修复。

　　苏州原有八个城门。唐代诗人刘禹锡任苏州刺史时，写有“二八城门开道路”之句，说明唐代苏州城开有八个城门。但至宋代，只开五个城门。《吴郡图经续记》云：当吴时，不开东面之门，欲以绝越。其后，稍或闭塞，盖其多途，则艰于守卫几禁也。今所启者五而已。《吴郡图经续记》成书于宋元丰七年（1084年），那时，苏州城只开五座城门，即阊门、娄门、齐门、盘门、葑门。余三门：胥门、蛇门、平门皆闭塞。当时，有个精通风土阴阳术的胡舜申，他观察了平江城之后，认为胥门、蛇门应当开高启，并写了一篇《吴门忠告》，大意是说：胥门外多高山，“如群马南驰，皆其支陇，城居陇前，平夷如掌。所谓势来开正，全气之地也”。胥门外的水，“是谓武曲之水，本由胥门入”。现胥门、蛇门二水，不得朝乡城中，此为其害。他还指出：“故自顷以来，城市萧条，人物衰歇，富室无几……至建炎之祸，一切扫地”。他建议开启二门。淳熙乙未春，秘阁修撰韩彦古为郡守，意欲开启二门，是年秋，韩彦古罢郡，就此作罢。

　　宋祥兴二年（1279年），南宋亡。元占领平江后，于次年即改为平江路总管府。元兵系蒙古游牧民族，善骑射，入侵中原时，因城墙曾阻拦蒙古骑兵的冲击，遂下令各州县拆除城墙。《侨吴集·平江路新筑郡城记》云：“世皇之一天下，以四海为家，六合为宫，不设险于区区之城郭也。”

　　元世祖统一天下后，认为再无军阀割据之争，没有必要再留城墙，遂下令拆除全部城墙。苏州城自然也在所难免，将城墙夷为平地。虽然留有五座城门，形同虚设。但是，城墙毕竟是护城的设施，没有城墙，一旦叛乱或盗寇入侵，居民就要遭殃。至正十一年（1351年），由于元朝政治腐败，盘剥百姓，激起了各地农民起义，反抗朝廷。南方红巾军起义，打打杀杀，一片混乱。次年，浙东海寇入侵昆山，因为没有城墙，直入城内，烧杀抢掠，居民深受其害，教训十分深刻。于是，元顺帝紧急下诏，命令各地修复拆毁的城墙。是年，廉访使多尔济来吴地巡视，认为“平江赋役供国家经费什之七，郡无城郭，何以御寇”。他同郡守商量，拟再造平江城墙。筑城的费用，依据居民的资产而分摊，再有官员捐资。这次筑城，《侨吴集·平江路新筑郡城记》记得十分详尽：“役民夫十余万，当盛暑挥鉏如云，下锸如雨。城之大绵延数百雉……始于是年夏四月，毕工于秋八月。城四向一仍子胥之旧，若水门则仍宋之旧，独启胥门，上建忠孝王庙。余五门之上，亦皆祠神，盖役兴时虑暑雨郁为民害，乃祷于神以祈祐。”

　　前后费时五个月，划定地段，役夫分段包干。新建的平江城，周围四十五里（22.5公里），城高二丈三尺（7.8米），城面宽一丈六尺（5.1米），底层叠石三层，上面均用砖块砌就。而且，在每座城门上建戍楼，门内外建房屋，派官员居住，以观察非常动态。

　　从这篇记载来看，这座平江城仿春秋阖闾城的样子所筑，非常雄伟、非常坚固。记的最后也说“人心既固，与此金城汤池，并为天险于无穷也已”。

　　盘绕四周的苏州城墙，犹如长龙卧地，总算又呈现在人们的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