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崇祯十一年（1638），苏州地区遭遇大旱。蝉喘雷干，赤地千里，百年不遇。因为天旱，很多人争相汲水，居然把苏州城里不少井都抽干了。

　　这一年冬月初八，城西北的承天寺开始疏浚庙里夏天枯竭的一口井。淘井的达始和尚忽然在井底发现一块像砖头一样的硬块，连忙把硬块起出，洗净泥巴，发现是个铁函。函上有一行字：“大宋铁函经”。僧人们争相传看，以为是佛祖示律，没有人敢打开，就把它供奉在佛龛前。听说承天寺的枯井里挖出了宝贝，许多百姓都来看热闹。出于好奇，大家都撺掇和尚把铁函打开。僧人于是打开铁函，发现函内装着石灰，石灰内还有一个锡盒。再打开锡盒，发现盒内没有什么金银珠宝，而是一卷书。因为怕水，书卷外还用生漆封存，所以完好如新。

　　书的名字叫《心史》，书上标明的著者是郑思肖，他是南宋遗民。按照书里描述，是他亲自封沉了这本书。古人著述，要么藏之名山，要么刊刻流播，期待传之后世。而这卷神秘的书到底是什么来头？为何要深埋井下呢？

　　承天寺井藏奇书

　　《心史》重见天日时，距沉井已经有三百五十六年之久。此书一出，立刻引起轰动，受到明末清初士子的大力追捧。据统计，在《心史》的传抄、刊刻过程中，为之作序作跋的名士竟达二十多位，其中有陆嘉颖、张国维等；之后又有多位名士为它题诗作文，从归庄、顾炎武到吴伟业、王士祯、钱谦益等，不可计数。而到了清初，又有人力证此书为明人伪托，一时真伪难辨，称作迷案。

　　抛开真伪之争，先来追踪一下发现《心史》的承天寺。这个承天寺，在江南佛教史上也是赫赫有名的，它不仅井藏奇书，还与另外一本佛教经典有关。

　　苏州古城西北角的东中市有个小巷名叫“承天寺前”，即因承天寺得名。承天寺的前世今生是这样的：古刹承天寺，始建于南北朝梁武帝时期，最早名为“重元寺”，或者称“重云寺”。据记载，当时居住在长洲的地方官员陆僧瓒因见自己家宅院上空祥云重叠，即奏报尊崇佛教的梁武帝，主动要求舍宅为寺，并为寺庙取名“重云”。梁武帝欣然同意，并赐匾额“大梁广德重玄寺”。

　　“重云”被误为“重玄”，许是奏章转抄过程中的差错，而从“重玄寺”到“重元寺”则可能和避讳有关。古书的“玄”字，从唐、宋以后，往往与“元”字混用互见。重元寺一直兴盛到中唐时代，北宋时先后改名为“承天寺”、“能仁寺”。这个时候，在承天寺出现了佛教史上的著名经典《景德传灯录》。

　　宋真宗景德年间，名僧道元开始在寺内永安院编撰长达三十卷的《景德传灯录》。此书是禅宗公认经典史书之一，是中华禅宗史书的开山之作，故有“禅学之源”之称。全书系统地叙述了禅宗师徒相承机缘，从过去七佛起到历代诸祖，共一千七百零一人。灯能照明，师徒相授，以法传人，譬如传灯，故取名《景德传灯录》。此书影响也波及儒学，据传《伊洛渊源录》、《明儒学案》等都是仿此体所作。

　　著名遗民郑思肖

　　再来看看《心史》作者，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遗民郑思肖。

　　郑思肖（1241—1318），字忆翁，号所南，宋末元初时期的隐逸诗人，也是画兰画竹的高士。他原籍福建连江，十四岁随父自杭州迁居苏州，此后一直生活在此，终身未娶。据柯继承先生考证，他“初居苑桥，第二年即迁于条坊巷。条坊巷即今介于观前宫巷、人民路之间的调丰巷。十年后，他又先后迁居城中黄牛坊桥（今黄鹂坊桥）、采莲巷、仁王寺、双板桥、望信（星）桥、皋桥等地”。

　　郑思肖之所以为后世所推崇，缘于他的民族气节和大义——

　　郑思肖原名叫什么，已没人知道了。可以确知的是，南宋亡后，他便改名“思肖”，即“思赵”（赵宋王朝的“赵”，繁体字为“趙”）之意。又号“所南”，都有怀念南宋之寓意。郑思肖在苏州所居屋中还高挂“本穴世界”的题额。本穴，以“本”字中的“十”移置“穴”字中，即为“大宋”两字，“本穴世界”即为“大宋世界”。他还曾著有一本《大无工十空经》，“空”字去工加十，仍为“宋”字，以喻其书名实为“大宋经”。

　　郑思肖以画兰著名。但是亡国后，他所画兰花，要么有根无土，要么无土无根。观者都不知其意，问之何故。郑思肖答道：“地都被番人（指元人）抢去了，你不知道吗？”人们这才理解到画中这些兰花离地露根的深刻含义：国家亡了，兰花也失去了生养的土地，何况人乎？

　　正如他在《心史》中的一首诗所言：“纵遇圣明过尧舜，毕竟不是亲父母。千语万语只一语，还我大宋旧疆土。”虽然是狭隘的夷夏观，但在当时确属节操坚贞。

　　因为画兰声名日盛，一位苏州当地的元朝官员仰仗自己的权势，多次向他索画，都被郑思肖断然谢绝。官员听说他有田产，就威胁他要加重收税，他说：“头可断，兰不可得。”为了表示忠于南宋，他还发誓“不与北人交接”。有时在朋友聚会的时候，一听到座中语音有异的，他马上站起来走人，表现得非常决绝。画兰不予权贵，但他却常常把所画的兰花送给普通人甚至小孩子。他有首题菊诗说“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足见其高洁清白自守。当时名重于世的书画家赵孟頫，是宋朝宗室，宋亡后居然出仕元朝，郑思肖知道后立

　　即与之断交。赵孟頫几次主动上门拜访，

　　他都拒而不见，让赵吃了闭门羹。

　　南宋亡时，郑思肖才三十五岁，自此他“坐卧不向北”，逢到年节，就望南野哭而再拜，并常以“无力回天”为恨。临终时，他对身边的朋友说：“我死后，请你给我写个牌位，上书‘大宋不忠不孝郑思肖’。”

　　《心史》到底写什么？

　　井中奇书《心史》到底是本什么书？

　　《心史》是郑思肖一生奇气伟节之作的汇编，是郑思肖特立独行的证据。郑氏自宋亡后便离家出走，从此浪迹于吴中名山、道观、禅院，四十年间写下了大量真情实感的诗文，内有《咸淳集》一卷、《大义集》一卷、《中兴集》一卷，共收诗二百五十首，杂文四篇，前后自序五篇，合卷命名为《心史》。因为元朝文网繁密，在当时形势下根本无法刊行，所以，他在晚年将《心史》重缄封好，藏于苏州承天寺井中。于是才有了本文开头寺僧井下得书的传奇。《心史》在枯井中沉埋达三百五十多年，据说铁函中的封套外还写着一行字：“大宋孤臣郑思肖百拜封。”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对着书稿拜了又拜，把自己对宋王朝的一片忠贞与满腔情感都缄封起来，深埋井下，期待着有一天这部奇书能再现于世，光照千古。

　　细读《心史》，书中的所有文字都饱蘸情感，字字看来都是血，爱恨忠奸自分明。和同时期的文天祥表述的“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誓不休”相比，《心史》的忧国怀乡之情表达得更加丰富。如在《过徐子方书塾》诗中说“不知今日月，但梦宋山川”；在《八励》诗中说“泪如江水流成海，恨似山峰插入天”，慷慨激越，义胆忠肝。

　　难怪，近代学者梁启超得到《心史》一书，就穷日夜之时读之，每尽一篇辄热血“腾跃一度”。梁氏深有感慨地说：“此书一日在天壤，则先生之精神与中国永无尽也。”

　　和宋代遗民的沉痛不同的是，明代遗民不但从心灵深处反抗异族统治，还亲自参加了抗清斗争的实践。因此，明代《心史》的刻印，对鼓舞士林抗争的斗志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据考证，达始和尚打开铁函发现书稿后，有一位苏州文人把这件新闻告诉了陆嘉颖、陆坦父子。陆嘉颖对这事极感兴趣，便托人向达始和尚商量借阅。没想到达始竟然想藏之名山，坚持不肯出借。陆氏交涉了三个多月，直到翌年春天，出了一笔钱后才借得稿本。于是陆氏父子与文氏父子（即文从简和文柟）便分头摹抄，他们同时也有了刊刻之意，欲使《心史》广为流布，以了所南翁的心愿。为此，陆嘉颖与文从简各写了一篇跋文，并在苏州士人间传观抄本，借机募款。后来又有许多爱国文人，包括复社成员纷纷题跋，但是，刊刻的经费问题仍未解决。最后抄本及诸人题跋被呈送到苏州最高行政长官张国维手上，张“览而异之，立捐俸绣梓”，并亲撰序文。也只有在苏州，才有如此珍视文化的官员，舍得用俸禄支持一本书的刻印。

　　崇祯十四年（1641），正是《心史》初刻的第二年，吴县重修县志。在明崇祯年间新修的《吴县志》中，详细记载了《心史》的发现过程，还引用了其中的不少诗作。这也是《心史》在苏州地方志中的最早记载。

　　《心史》刻行后命运也十分坎坷。

　　清康熙中叶，在明朝遗老行将凋零殆尽之时，学界忽然有了不同声音。有人毫无证据又吞吞吐吐地称《心史》是“伪书”，但当即遭人反诘。又过了百年，清朝的政治统治已经巩固，思想钳制和文化清洗更见效果，御用“三通”、“四库”馆臣开始正式判定《心史》为伪书，并编凑出几条站不住脚的理由。乾隆五十三年（1788），官方又以军机处名义“奉上谕”将其列入“应毁”书目。

　　为此，《心史》的资深研究者陈福康教授感叹：“‘伪书说’此后虽不时遭到学者反驳，但还是流毒天下，惑人甚深。”甚至连当今一些代表国家水平的大型工具书，如《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大词典》等，也都称“或疑为后人假托”。可《心史》仅在明末江苏就两次刊刻，而且至今在南京、苏州的图书馆里均有收藏。此外，郭建业先生在《从〈心史〉对伊斯兰教的记载看该书的真伪》一文中指出，《心史》对伊斯兰教的记载与宋代其他史籍的用语相一致，这种用语为宋代所独有，到明清时已不再使用。从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人对其认识的历史来看，郭建业先生认为该书属于明清之际人士所伪造的说法难以成立。

　　近代，爱国诗人柳亚子、陈去病等组织的“南社”，就特别推崇郑思肖的《心史》。据说南社的成立大会，就是在虎丘的张国维祠中举行的。抗战期间，苏州籍的史学家顾颉刚还专门写了《郑思肖心史孤忠》一文，用来激励全民族抗击外侮。

　　一个人的信念和精神，通过纸质的媒介，再通过特殊的保存与传播方式，流传了七百年，足见精神不朽、灵魂不灭。即使在当今时代，仍然有它独特的价值与意义。从这点上来说，遗民郑思肖的行为更有其特别的历史穿透力，因为这部井中奇书，应该是我们民族心灵史的一部分。